文/梁江

“书画相通”是什么意思？

“书画相通”的说法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元代赵孟頫题柯九思画竹诗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，写竹还应八法通。若也有人能会此，须知书画本来同。”明代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又引曰“画竹，干如篆，枝如草，叶如真，节如隶”，说得更为具体化。

这里，不妨先从与“书画相通”相近，而且同样流传广泛的另一个熟语——“书画同源”说起。

西周  《毛公鼎》铭文拓片  图片来源于网络

“书画同源” 这一说法，可上溯至先秦诸子时期的“河洛图书”之说。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在叙述画之源流时说：“是时也，书画同体而未分，象制肇始而犹略。无以传其意，故有书；无以见其形，故有画。”先是混沌的一元体，后来才有以书传意、以画见形，这是合乎逻辑的。文字有“六书”。按照《周礼》的说法，“六书”乃“指事、谐声、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，皆苍颉遗法也”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说到“六书”中的“鸟书”，谓“象鸟头者，则画之流也”。可见，书画同源，书画同体，很早就是共识。

“六书”是否“苍颉遗法”，已难确考。但《周礼》所说的“六书”，实为汉字的六种条例，而许慎所述“六书”却是王莽时期的六种书体（即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左书、缪篆、鸟虫书），二者是不同的。但《周礼》进一步说，“象形，则画之意也，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”，这说法却与许慎如出一辙。不过，从文字起源和书体流变的历程讨论书与画的共同性，从艺术发生学、字源学的角度去探讨书画之本源，还只是“书画相通”的含义之一。

让我们再回到唐代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中来。在其中的《论顾陆张吴用笔》中，张彦远有“气脉通连，隔行不断”“书画用笔同法”的语句。很明显，这里的着重点已落在“笔法”上面。至于笔法的重要性，笔法的精微之处，张彦远在诠释“六法”的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——“象物必在于形似，形似须全其骨气。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，故工画者多善书”。这里的层次很分明。“立意”是根本，是统辖一切的。由之生发而出的“骨气”“形似”，也即南齐谢赫“六法”中的“骨法用笔”和“应物象形”，归根结底是看如何“用笔”，也即用笔的的工力和表现的技艺。张彦远笔锋一转，一句“故工画者多善书”，毫不张扬就把书画用笔同法的关棙之处撷出，明示于世人面前。

中国书法有哪几次艺术高峰？

书法艺术之独立和发展，离不开几个基本前提：一、文字的统一；二、毛笔、纸张等工具材料的完善和普及；三、应用和流行的社会环境。而这几种要素都是在秦一统中国之后才具备的。

我们知道，春秋以前列国文字并不通用，且图册典籍只可保存于官府，知书识文的只是少数人。延至春秋末，私学兴起，孔子办学校“有教无类”，懂文字能书写的人这时才逐渐多起来。先秦时期，文字有甲骨文、商周金文、石鼓文等，但作为艺术的书法则尚未独立。但秦汉时代是汉字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。秦统一六国后，规定“书同文字”。经过对大篆的省改，创造出规范化的小篆。小篆主要用于官方文书、刻石刻符等。小篆结构匀称，用笔圆转，笔势瘦劲俊逸，体态典雅宽舒，后世推之为篆书的典范。到了汉代，通行的字体有三：一、篆书，用于刻石、刻符、重要仪典及官方文书，汉代篆书逐渐由秦代篆书的圆转趋向方正；二、隶书，多见于中级的官方文书、经籍抄写和碑刻等，是汉代通行的主要书体；三、草书，主要是章草，多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尺牍草稿，在民间相当流行。今天备受人们推崇的汉代书体，除了隶书，便是汉代简牍上面那些集隶体、章草和楷体于一身的古朴书迹了。

北魏 龙门二十品《始平公造像记》（局部）  图片来源于网络

东汉之前，应当说只是书法艺术萌芽或成长的初期。东汉末年，如蔡邕的《笔论》《九势》等研究书法的著述陆续问世，逐渐形成一门称为“书学”的专学，书法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了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，各种书体交相发展走向成熟。留存下来的南朝楷书和北朝众多的碑刻书法，还有写经、简牍和残纸墨迹等，实在丰富多彩。魏晋时期的书体多处于递变过程中，著名书法家有锺繇、皇象、卫瓘、索靖、卫恒等。王羲之、王献之固然为一代书坛巨擘，但他们的光辉依然不能掩盖同时期的王洽、王珣、王荟、庾翼、郗鉴、谢安等人的名声。南朝进一步推广了东晋潇洒流丽的楷书，这时的著名书家有羊欣、王僧虔、萧衍、陶弘景等人。北朝则有崔浩、郑道昭等名手。北朝碑刻墓志笔法灵动，奇态迭出，显示出一派充盈郁勃的创造活力。继秦汉之后，魏晋书坛出现了明显一变。

唐朝处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鼎盛时期， 书坛也出现了许多成就卓著的大家。他们并未局执于“二王”书风的藩篱，而能于继承中革故鼎新。初唐书坛的代表者有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，盛唐有颜真卿、柳公权、张旭、怀素，其他尚有薛稷、孙过庭、李邕等，这些都是堪称彪炳千秋的人物。唐代书法以真行草为主体，这是其书坛特征之一。宋代尚帖学，行书兴盛。但庆历( 1 0 4 1—1 0 4 8 )以后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大家的出现， 才真正确立了宋代书风。宋朝流行行书，尚意重韵，超越了唐代以楷书为尚、法度森严的局限，这一点比较接近魏晋。

晋 王献之 行书 《中秋帖》（局部） 图片来源于网络

北宋 米芾《临沂使君帖》（局部） 图片来源于网络

元代时的书坛也有声有色，见诸记述的书家达三百人之众。成就最著的有赵孟頫、鲜于枢、康里夔夔三大家，柯九思、冯子振、耶律楚材、虞集、邓文原、杨维桢等一批书家也各有特色。这时的书坛特别强调取资魏晋，轻视近体，斥南宋以还之书为“恶札流饰”。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书风，体势俊朗，风格姿媚，在笔墨技巧意绪中突出了文人的精神特征，这与其时文人画盛行的原因是一致的。

明人的主要成就在于草书。以祝允明、文徵明、王宠这“吴门三家”为代表的明中期文人书法，突破了“台阁体”书法的束缚。他们以“复古”方式取资魏晋唐宋，继承了以真作草的传统，讲究点画分明，运笔结字有意强调书法自身的天籁之美，点画的长短曲直各随字态，斜正疏密一任自然，由此凸现出一种天真意趣。这三家书法所体现出来的秀雅、冲和的共性，标示的正是这一时期文人书法家的审美理想。清中期之后，宗法北碑的风气渐开。金农、邓石如、伊秉绶等人以“金石味”为尚的实践，阮元、包世臣力倡碑学的理论，对促进清代书法的均起了重大影响。碑学的兴起，在书法艺术史上确立起一种与帖学迥不相类，以质朴美和“金石味”为基本特征的审美范型。清代书坛处于一个溢彩流金、名家辈出的时期，郑燮、何绍基、吴熙载、杨沂孙、翁同龢、康有为、赵之谦、吴昌硕，都是其间翘楚。

（清）邓石如　《曹丕自叙篆书轴 》

从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，可以看到书史上几次重要的变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上述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，有时候引人瞩目的是某种代表性的书体，如秦篆、汉隶、魏碑等。有时候突出的是不同的时代风格，两晋、唐、宋、元均在楷书、行书上都大有建树，而时代风格却大不相同。至于元的轻视近体，明的文人草书，清的崇碑贬帖，凸显的则是书风的重大转折。可见，在人们所熟知的几个书法高峰期中，书坛所取得的成就有着各不相同的侧重点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书法遗迹才会如此丰富多彩。

（本文作者梁江，系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、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学术委员会主任  ）